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数据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数据分析摘要：本文基于大量权威、全面的第一手统计数据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科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产生的积极效果，用数据展示成就，进而引发启示与思考，可持续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依据，为行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图书出版业历经数十载曲折探索与改革实践，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收获了累累丰硕的成果，积极促进了文化传承、知识积累和信息传播，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资料显示，70年间我国图书出版业整体规模和社会影响持续扩大，全国出版社机构数量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4.6%；总品种增长了41.7倍，年均增长5.7%；总印数增长了35.4倍，年均增长5.4%；总印张数增长了148.3倍，年均增长7.6%。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主要问题，国家适时推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反映政策效果最直接的表现形式，70年间我国图书出版的历史数据变化大体历经了由先升后降，到急剧扩张，再到稳中有升的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目前基于70年权威统计数据的量化展现比较鲜见，因此本文将通过采集第一手原始数据资料，结合时代背景，展开具体论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出版业发展迅速，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据统计，到1952年底出版社数量达到356家，超过当时国营出版社数量（70家）的5倍，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占全国的51.7%，发行图书册数占全国的10.2%。[1]是时出版总署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增加国营出版社数量，对出版社进行了必要调整和初步改造，自1955年开始国营出版社数量大大超过了出版社数量，[2]图书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国家对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成效明显。

　　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图书出版业迅速焕发出蓬勃生机。1950—1956年全国国营出版社机构数量增加了70家，[3]整体增长2.6倍，年均增长23.8%；其中，中央级出版社的增速（7.3倍）远远大于地方出版社（1.2倍）。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总品种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15.5%；其中，1956年新出图书1.9万种，是1950年的2.7倍。总印数增加了15.1亿册，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36.6%；单品种印数由1950年的2.3万册/种增加到1956年的6.2万册/种。总印张数增加了37.7亿印张，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39.5%（见表1）。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4]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开展“”片面追求高指标，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屡见不鲜，对出版业造成很大影响；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3—1965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图书出版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这一时期，全国图书出版机构进一步调整合并，[5]数量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体格局。1957—1965年出版社机构数减少了16家，下降了15.5%，年均下降2.1%；图书出版总品种数由2.8万种降至2.0万种，下降了26.9%，年均降幅3.9%，新出品种下滑较快。尽管品种规模逐渐萎缩，但由于单品种印数的迅速扩张，[6]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呈现上升趋势。较1957年相比，1965年图书出版单品种印数增长了1.3倍，总印数增长了70.3%，年均增长6.9%；总印张数增长了60.5%，年均增长6.1%（见表2）。

　　“文化大”使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了影响。许多出版机构或被合并或被撤销，大批出版工作者被遣散，许多中外优秀出版物被当作“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7]这期间，图书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8]1971年全国出版社仅剩46家，这其中包含中央级出版社17家，地方出版社29家，职工4693人，其中编辑人员1355人。在当时的形势下，图书出版的主体是著作等相关出版物，出版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9]此外，《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也大量出版。

　　1970年5月国务院“出版口”成立，1973年9月“出版口”撤销，国家出版事业局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1975年国家出版局制定了包括修订出版《辞海》《辞源》，编辑出版《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大型汉语工具书的规划。[10]1975年图书出版品种数、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均超过1966年水平。据统计，1966—1977年图书的总品种数增长了16.6%，年均增长1.4%，其中，新出品种数增长了近50%，年均增长3.8%；期间总印数整体下滑5.4%，年均降幅0.5%，同时，单册印张数由1.9印张/册增至3.6印张/册，增幅达到89.5%。因此，总印张数整体增长了78.4%，年均增长5.4%（见表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开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重新制定出版方针。1983年6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于出版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作出的有关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在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书店无书可售、读者无书可买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11]但同时，图书出版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与纸张不足、印刷落后的矛盾日趋严峻，重复出版与滥编滥印等现象严重，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举措进行管理和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一时期，全国出版社机构数量成倍增长，规模急剧扩张，部分出版社恢复重建，又新成立了一批出版机构；1979年长沙会议后，部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逐渐放开，地方出版社确立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出书新方针，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逐渐转变。1978—1991年全国图书出版社数量由105家增至465家，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12.1%，其中，地方出版社的增长较快；期间，总品种数由1.5万种增至9.0万种，增长了5.0倍，年均增速14.8%，是70年来品种规模增长最快的时期；总印数、总印张规模分别以年均3.8%和5.3%的增速上涨，其中，1986年出现短暂下滑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图书供给数量的急剧增加与需求市场的短期不足所致；定价总金额在1988—1991三年间也增长了0.5倍，年均增长15.4%（见表4）。

　　1992年初，同志南巡讲线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出版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的全面扩张和快速增长后，图书出版业在粗放式发展中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图书出版质量不高、创新不足，同质化、重复出版现象严重；图书出版结构失衡，过分倚重教材教辅的出版；个别出版社放弃审稿把关、印制发行等责任，“买卖书号”现象严重；出版社数量激增与专业、管理人员素质不匹配等。鉴于此，1994年新闻出版署提出由规模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转移的新思路，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和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先后强调要加强调控、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等。这期间，《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关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等一系列治理和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取得了显著成效，图书质量得到了明显扭转与提高。在此阶段，图书出版集团化改革也开始起步，试点工作逐渐展开，大型出版集团相继成立。

　　这一时期，全国出版布局基本形成，出版社数量与今天已相差不大。1992—2001年出版社数量增加了45家，增长了9.4%，年均增长1.0%。到1992年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480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183家，地方出版社297家）；1993年达到505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196家，地方出版社309家），全国数量首次超过500家，地方数量首次超过300家。

　　图书出版业注重结构优化、提高质量，呈现初步繁荣的景象。期间，总品种持续增长，由9.2万种增至15.5万种，增长了67.7%，年均增长5.9%；但新出品种增速（5.2%）低于重印品种增速（7.2%）2个百分点，说明政策措施产生明显效果，新书出版得到了有效控制。而总品种上升与总印数下降的反向变化，则表明图书出版呈现出分众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另外，受图书定价政策放开[12]、印刷物资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定价总金额增加了356.1亿元，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17.3%；而总印数略有下滑，说明此期间每本书的价格水平上涨很快（见表5）。为加强管理、调控市场，我国书业首部市场行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于2010年1月颁布，专门针对价格折扣战、回款账期等问题进行了约束与管理，取得了良好实效。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推行，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2006年1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全国铺开；2007年10月，党的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是组建集团，自2002年起，集团化建设步伐加快，各地出版集团陆续组建，旨在通过整合资源和优化结构，实现体制创新、机制灵活，全面提升出版单位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转企改制，2003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明确了出版单位分类管理的思路，除保留部分出版社为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外，其他出版社经过批准将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到2010年底转制任务基本完成。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图书出版业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出版实力明显提高。2002—2011年全国出版社数量增加了15家，增长了2.8%，年均增长0.3%；出版规模增长快于上一时期，总品种数量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8.9%，重印品种增长较快；总印数、总印张分别以年均1.3%和3.7%的速度平稳增长，定价总金额增长几近翻了一番（见表6），但整体低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13]到2011年底，每本图书的平均价格大致在13.8元左右。

　　2012年，党的召开，这一时期国家着眼全局、谋划长远，推动管理机构改革，《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改革成效不断显现，图书出版业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出版社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全国出版布局基本形成，覆盖门类齐全，专业分工明确。期间，图书出版总品种增长了25.4%，但新书品种增速偏低，图书出版业控制品种数量、优化图书结构取得实效。总印数增长了26.3%，其中，课本出版总印数所占比重由43.8%降低至34.8%；在控制品种、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单品种平均印数有所回升。总印张数增长了32.3%，定价总金额增长了69.3%，单册价格年均增长（5.0%）比单印张价格年均增长（4.2%）较快，2018年每本书的平均价格大致在20元左右。图书出版业整体规模的快速增长，是文化繁荣与创作繁荣的必然结果，反映出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加（见表7）。

　　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产业规模也日益扩大，整体实力显著提升。期间，营业收入增长了29.6%，年均增速4.4%；利润总额增长了22.6%，年均增速3.5%（见图1）。自2013年至今，我国图书出版产业规模一直位列传统出版业之首，2018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在新闻出版8个产业类别中增速第一，比重占全行业5.0%，较2012年的4.4%提高了0.6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显著。

　　党的以来，出版集团化建设取得实效，上市步伐加快、阵容壮大。2018年33家图书出版集团主营业务收入1990.7 亿元、资产总额3929.8亿元、利润总额195.7 亿元，其中5家集团跻身“三百亿”集团[14]阵营，另有“双百亿”集团[15]3家，“百亿”集团[16]5家，行业市场集中度逐渐提高，对整体规模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13家出版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4.5亿元，占整体营业收入的57.6%（见图2）；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0%，高于整体水平7.5个百分点；主业收入占比整体72.3%，提高3.0个百分点，主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在曲折与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与发展中繁荣。历史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图书出版业灿烂辉煌的成就，源源不断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同层次、多方面的、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积累了大量丰富、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智慧。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图书出版业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基于上述70年来的历史梳理和数据分析，现提出若干思考，具体分述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始终坚持导向，加强管理，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取得了明显成效。70年间，图书出版逐渐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优化，通过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和重点工程，带动了一大批出版导向正确、内容质量上乘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图书创作出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党的以来，出版单位参与主题出版的热情不断高涨，[17]一批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弘扬时代发展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双效俱佳的主题图书相继推出，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期间,全国出版马列主义、思想类图书总品种增加了380种，增长了64.0%，年均增长8.6%；总印数增加了901万册（张），增长了56.5%，年均增长7.8%。2015年《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论述摘编》一书年度总印数超过550万册；2016年主题出版品种继续占据半壁江山，《习总系列重要讲线年版）》年度总印数超过5200万册；2017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年度总印数超过2400万册。2018年主题出版图书印数大幅提升bat365，马列主义、思想类图书出版较2017年增长1.2倍，在22 类图书[18]中增速居首位。2018年年度印数超过 100 万册的主题图书达 35 种，较2017年增长1.1倍，其中，7种主题图书进入年度印数前 10名。主题图书影响力持续彰显，这一方面体现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年度印数超过 3200 万册）、《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8》（年度印数超过980万册）均由中宣部策划与组织编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读者市场对主题图书的高度认可，《红岩》《红星照耀中国》等很多主题图书均源自广大读者的自发购买行为，近些年主题图书出版双效俱佳，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然而，当前图书出版业依然存在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有“高原”缺“高峰”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高优质图书出版产品供给，推动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努力保“高原”、攀“高峰”，实现内容创新水平的大幅提升。

　　历史实践证明，图书出版业体制机制的一系列改革是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基于意识形态属性的考虑，对出版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0年到1951年仅一年时间，国营出版社就增加37家，到1956年共增加70家，出版社大幅减少，图书出版体系基本构建，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实现初步繁荣；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形势，图书出版领域适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完善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开放图书定价与稿酬标准，推动出版集团试点工作等，大大释放了图书出版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员工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进入21世纪后，图书出版业积极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出版单位从实际出发、实行分类改革，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同时出版集团建设也稳步推进、全面展开；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改革扎实推进，实现了政府职能、体制机制、发展方式等重大转变，努力实现“双效统一”，推动图书出版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强调主业核心地位，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尽管当前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彻底消除，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有待提高，符合市场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仍需完善，但确信将通过继续改革，增强活力、释放生产力，可进一步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出版业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出版任务和出版情况不同，图书出版结构也呈现出不同特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图书出版结构失衡、质量问题突出， 1991年2月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则提出“调整结构、优化选题、减少品种、提高质量”的要求，政策措施收到明显效果——1991年图书出版总品种较上年增加9400种，新书品种增加3200种；到1992年总品种仅增加2500种，新书品种不增反降，减少300种。同年，新闻出版署颁布《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试行）》，1997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修订，图书整体质量明显好转。

　　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质量优化取得实效。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新出图书24.7万种，较上年下降3.1%；重印图书27.2万种，增长5.7%，重印图书在品种上持续超过新出图书，且逐渐呈扩大趋势。同时，新书总印数与单品种印数明显增加，分别增长了10.7%和14.3%，在年度印数不低于100万册的90种图书中，新书品种超过半数（48种），单品种效益有所提升。其中，课本品种、总印数占整体的比重逐渐降低，人文社科类书籍单品种印数是科学技术类书籍的4.2倍。

　　诚然，当前图书出版业依然存在书稿质量不过关、市场秩序不规范、侵权盗版和恶性竞争等现象，因此需要严格落实三审三校、选题论证、重大选题备案等制度，严格执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加大监管查处力度，完善出版单位和人员考评体系，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强化责任意识，视图书质量为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和出版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严格规范图书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坚决打击违规出版、侵权盗版行为，提升政策执行效率，积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总体部署下，图书出版产业迅速发展，在2009—2018年近10年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由462.8亿元增至937.3亿元，增加了474.5亿元，增长翻了一番（102.5%），年均增长8.2%；利润总额由74.8亿元增至141.3亿元，增加了66.5亿元，增长了88.9%，年均增长7.3%。但受经济增速下降等宏观因素的影响，[19]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增速却逐渐放缓，从2013年至今，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逐年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到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了6.6%，利润总额增长了2.8%，图书出版产业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高速增长。

　　为加快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提升其在文化产业中所占比重，一方面，继续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重视传统出版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开拓新的市场、满足新的需求，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为适应产业发展速度，继续适时推出财税政策改革，促进图书出版产业稳定持续发展。财政方面，应进一步扩大扶持范围、加强补助力度，向重点企业倾斜，促进立法支持，完善评价机制；税收方面，应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便于企业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幅度，降低企业负担、提高赢利水平，完善管理制度，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我国图书出版7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图书出版业取得了举世辉煌的成就，人才队伍建设与图书出版发展相适应，实现了整体数量的稳步增长、队伍结构的持续优化和专业素质的明显提升。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390.3万人，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其中，图书出版业就业人数6.7万人，与2017年大体持平。同时，图书出版从业人员在学历层次、受教育水平、职称结构、专业素质等方面都得到了优化与提升，职业准入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也不断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临图书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重点人才培养工程，严格职业准入资格和职称评价标准管理，强化专业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努力建设一支坚定、业务精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同时，需要营造积极良好的环境氛围，充分发挥各类国家级奖项的鼓励和示范效应，创新人才选拔、人才表彰和激励机制，建立合理双向的人才流动制度，以人为本、筑牢根基，为图书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七十载峥嵘岁月、历史见证，如今，站在崭新的历史节点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图书出版业必将再接再厉、砥砺奋进，再创新的佳绩。

　　[3]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相继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等。

　　[4][7]范军.中国新闻出版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J].出版发行研究，2019（6）：6，7.

　　[5]比如建筑、冶金、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利和地质8家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出版社。

　　[6]这一时期马列著作尤其是著作出版占比很大，比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选读》乙种本，在一年多时间里印出5602万册。资料来源：范军主编.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9）：5-6.

　　[9]参见：阎晓宏：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中国出版年鉴2000》，中国出版年鉴，2000年版。

　　[10]周蔚华，梁雪云.新中国70年图书出版：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和经验[J].现代出版，2019（5）：7.

　　[11]资料显示，1978年2月北京市新华书店开始发行的《家》《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哈姆雷特》在很短时间内全部售罄；5月，35种“”中惨遭厄运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重见天日，仅3天时间全市零售发行30余万册。资料来源：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200-202.

　　[12]1993年4月，国家物价局、新闻出版署联合下发了《关于改革书刊价格管理的通知》，规定除大中专教材、中小学课本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外，一般图书的价格自行确定，标志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定价模式正式建立，并沿用至今。

　　[13]据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2001—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824元增至21426.9元，增长了214.0%，年均增长12.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406.9元增至7393.9元，增长了207.2%，年均增长11.9%。

　　[17]本课题组.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党的以来新闻出版业创新成果综述[J].传媒，2017（10）：9 .

　　[18]22类图书系指根据中国图书分类法将图书划分为22大类，具体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A）、哲学宗教（B）、社会科学总论（C）、法律（D）、军事（E）、经济（F）、文化科学教育体育（G）、语言文字（H）、文学（I）、艺术（J）、历史地理（K）、自然科学总论（N）、数理科学和化学（O）、天文学和地理科学（P）、生物科学（Q）、医药卫生（R）、农业科学（S）、工业技术（T）、交通运输（U）、航空航天（V）、环境科学和安全科学（X），以及综合性图书（Z）。